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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

2009-11-01 17:07:00 来源:书摘 尹学芸 我有话说

看青

“看青”这活儿,是从庄稼半熟不熟的时候开始。庄稼半熟不熟的时候,也是庄户人家青黄不接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有个成语,叫“偷青捋穗”,说的是手脚不干净的人,把还没成熟的粮食偷回家。

乡间的许多词语都精确得十分了得,“青”字就用得很讲究,本来是所有庄稼的统

称。庄稼小的时候是绿的,快要成熟的时候,才由绿转黄。看守庄稼的这一职业,既不叫看绿,也不叫看黄。细细想来,庄稼其实是有第三种色调的,那就是“青”。庄稼由绿转黄之间是一段青森森的颜色,玉米在那个阶段尤为明显,正是挂浆时。

看青人看似溜溜达达,其实需要的是铁面无私,所以每个生产队选择看青人一般都只用两种人,年龄稍大些的光棍,或那些还没结婚的愣头青。看青人需要下夜,有时甚至要在地头搭窝棚,十天半月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。他们通常在裤腰上别一把镰刀,倒背着手,从这块地走到那块地。“偷青捋穗”的人他们要管,小孩子更要管,小孩把那些矮秆高粱撅甜棒吃,高粱穗子都藏在草筐里,还脱不出粮食,就拿回家喂兔子。或者把那些刚有浆水的玉米啃得乱七八糟。

推碾子

碾子的功用,在很长一段岁月中,主导了一个七口之家的全部生活,队里分来的所有粮食,都要上碾盘碾轧以后才能下锅。白天大人上工,孩子上学,推碾子的事,都是起早贪黑。晚上在坊间点上油灯,只能照亮碾盘和碾道的三分之一。那样小的一个圆周,一个晚上不定要走多少圈。有时候,人都能抱着碾棍睡着了。如果是驴拉碾子,还要给驴戴上捂眼,防止它偷吃碾盘上的粮食,也防止它眩晕。不知道那个时候的驴有多不堪,只是驴受多大的磨难都不叫唤。文学作品中, “磨道里的驴”就是受苦受难的象征。

整个一条街就一台碾子,晚上放学别的先不干,簸箕里装一把玉米粒儿,赶紧去占碾子。前来碾道排个儿的人家多,我家的簸箕后边,笤帚是一家,砖头是一家,箩床是一家。大人偶尔打发孩子过来瞧一眼,推碾子的是谁家,轧的什么粮食,就能估算出还有多长时间轮到自己。轧玉米时间短,轧高粱时间长。高粱面讲究用细箩筛,压了筛,筛了再轧,往往要重复四五遍。

如果晚上抢不到碾子,就只有转天起大早。最难受的事,是冬天早起推碾子。如果再排不到,就有断顿儿的危险了。有碾子可推,在母亲看来是幸福的事。碾子轧出来的东西香,母亲现在也这样认为。

工分

工分工分,社员的命根儿。

那时生产队分口粮是按人头分,口粮以外的杂粮或农副产品有时会按劳力分,而年底分红,则铁定是按工分分。工分挣得多的人家到年底也就分百八十块钱,孩子多、家里没有主要劳动力的人家还要倒找队里钱。

工分是大家评出来的。每年的年假过去以后,生产队第一件事就是开评分会。会计一个接一个地念名字,每念一个名字,队长就征求大家的意见,那些公认的好劳力就不用说了,一天挣十分。一些未婚姑娘或家庭妇女,力气小,身体孱弱,第一个喊出分值的人很关键,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一锤定音。如果有人喊出六分五,没有人提出异议,这个六分五就要伴人一年的时间。同样是干一天活儿,有人挣十分,有人挣八分,有人却只能挣五分六分,评分会很残酷。

那时家家都养猪,养猪出粪肥也挣工分。按当时各队的规定,一般七十斤以下的猪每天挣三分,七十斤以上的猪每天挣五分。养母猪的人家挣分多,下小猪的母猪工分更高。因为母猪能吃,圈里的粪厚,起圈也累,这样的猪圈就得挣十分的人去起,如果让挣五分的人去,两天都起不完。

车把式

“车把式”是队里的老大。

队里最值钱的家当,当数那挂马车了。当然不单指车,还有拉车的那三匹马。老马驾辕,两匹二青子马拉套。车当然不止一挂,还有驴车,还有牛车。但驴车和牛车都只能干些零碎活,所以赶驴车和牛车的人都不能称“把式”,他们只能叫赶车的。赶马车的人就不同了。“一等人跑外交,恒大烟卷嘴里叼;二等人赶大车,小鞭儿一摇一块多……”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民间流行的顺口溜。车把式每天除了挣工分,还有一块多的补助,地位甚至高过队长,是一个“上等”的职业。你看吧,“得得得”,马蹄声由远而近,车把式一身蓝布大袄,敞着怀,时不时跳下车来,紧跟着马车跑上几步,再一跃而起蹿上车,长鞭扬得高,甩得响,就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。

车把式对大牲口的感情,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差不多,摸摸马的脸,捏捏它们的耳朵,或捂住它们的鼻子,让它们把热气喷到自己的手上。与马的眼睛偶尔会交流,马的眼神中有很多情愫。不拉脚的日子,大车显眼地停在队部的场院里,驾辕的马和拉套的马在一个槽子里吃料。它们吃的草料也与别个不同,是精饲料,里面有豆饼。

大、麦两秋,车把式在家里拉庄稼。车把式不出门的日子,简直就是社员的节日。赶集的日子,不管有多少人,统统都挤到一辆车上,车帮、车辕上都坐着人。不管车上坐了多少人,三匹马都能步调一致地往前跑。马?腾着小碎步,蹄声清脆,马铃儿悠扬,车厢有节奏地颠簸,把一车人晃得心旷神怡。

饭瓢儿

一只成年的葫芦从中间用锯一剖两半,就是瓢。

瓢分大瓢和二瓢,大瓢没有柄,容积可以顶半个瓮。二瓢后来演绎成了骂人的话,其实它是乡下人使起来最顺手的家什。它长长的柄,被剖开后形成凹槽,舀水、盛粥――韧性好,分量轻,晒也晒得,泡也泡得。如果不摔不碰,一只瓢可以使很多年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乡下家家的水缸里、灶台上都有水瓢和饭瓢。瓢里面是一层毛茸茸的气孔,有过滤的功效,还泛有淡淡的青草味。

我小的时候,家家的水缸都有半人高,能盛四五担水。瓢永远在水面上漂浮着。口渴了,趴到任何一家的缸沿上,随手可取。

瓢是绿色环保无公害产品。葫芦不像黄瓜或扁豆秧,它不受任何害虫的侵扰,随便在哪儿丢一颗种子,都长得生机勃勃。人类喜欢新陈代谢的族种,可我们丢掉的也不都是坏东西。

打夹纸

穿过家人做的布鞋的人,大概对一双鞋子的工艺操作流程不陌生。甭管鞋底和鞋帮,都要有硬度。鞋底硬了耐磨,鞋帮硬了挂得住脚,又结实。鞋子的硬度就与打夹纸有关。

先把一些废旧布头(乡下俗成“铺着”)码放整齐,用水喷湿,然后用马勺打糨糊。打糨糊也有讲究,白面黏度好,打出的夹纸并不好使,用针扎上去是涩的。再说也不舍得用白面,糨糊一般都用棒子(玉米)面、高粱面、杂面(豆面),各用三分之一搅和在一起,打出的夹纸是脆的,纳底子时省好些力气。糨糊太糨抹不开,也不能有疙瘩,疙瘩硬起来能把针崩断。一切准备就绪,就把门板摘下来,平放好。先把一层糨糊抹上去,贴上去一层毛头纸,然后再抹糨糊,然后再一层一层把布铺上去。一般铺到第四层,一板夹纸就算打好了,涂上最后一层糨糊,搬到阳光底下去晒。越晒夹纸越锃光瓦亮,晒干晒透时,硬若生铁。比对鞋样剪下来,周遭沿上白布边,就是鞋底的形状了。五六层夹纸粘在一起,再用线绳纳起来,就是完美的一双鞋底了。

鞋帮只需一层夹纸,夹纸外面包上灯芯绒,就有模有样了。门板那样大的一块夹纸,大概能做两双鞋。

打夹纸的布,越旧越好。旧布柔软,伏贴。当然最好是纯棉的。打夹纸的年代,乡下人身上的夏单冬棉都是百分之百的纯棉制品,穿破了,就被断成块,成了打夹纸的“铺着”,然后成了鞋帮、鞋底。

那时如果哪个大姑娘在黑灯影里做鞋子,唯恐别人看见,一定是给情郎做的。结婚那天要“装箱”,单鞋棉鞋都要做几双,放到箱子里,被送彩礼的人抬到婆家,敞开箱盖,好让婆家的人看看新娘的手艺。

猪胰子

长条板凳腿上有个横?儿,一根细细的麻绳拴在上面,麻绳上吊一个圆溜溜鸡蛋大的白色固体,这就是“猪胰子”。脸盆一般都放在板凳底下,洗手洗脸都在猪胰子上抹一抹,然后在手上或脸上搓一搓。猪胰子从打腊月底挂在那里,一家人可以使上一年。待猪胰子消耗得像只枣核大,队里就又该杀猪了,母亲又要开始做新的猪胰子了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家里已经使上了肥皂和香皂,母亲做猪胰子的热情丝毫不减。因为猪胰子舒手,手上有老灰、冻伤、或者裂了口子,那一定要用猪胰子洗,它具有消肿止痛、消炎灭菌、去油除污的功效。

每年过了腊月二十三,是队里杀猪的日子。母亲和另外一些女社员候在现场,她们要从杀猪人的手里得到块巴掌大小的猪胰脏。母亲把猪胰脏放到案板上,先摘掉上面挂着的油,再用刀把胰脏切碎,然后用锤子敲打成浆。一个网友说他家乡是用锤子把火碱敲碎研细,然后放到铁锅里炒。把黄色的粉末炒成黑色后,再用细筛子筛,然后捣进猪胰子里,使之浑然一体。这样做出的猪胰子是黑色的,母亲做的猪胰子则是雪白的颜色,这当然得益于家里用的食用碱,母亲用擀面杖将其擀碎,捶打进猪胰脏里,待捣得均匀,就放一根细细的麻绳在中间,把捶打好的东西攥紧,团成团,一块油光水滑的猪胰子就算做成了。

交公粮

大、麦两秋之后,粮食在场院中晒干,扬到空中彼此能碰出声响;放到牙齿间,“咯崩”一声能被咬碎,就可以交公粮了。公社有粮库,四周是青砖刷着白石灰的矮墙头,墙体上写着朱红色的大字,不外乎“保障粮食供给”或“纲举目张”之类的语录。那些戴着大白帽子的粮仓,比几间房占的面积都大。

来交公粮的马车,在粮库外面的马路上排起了长队。周围十几个村庄,都来一个粮库交公粮,所以那个时段的热闹可想而知。拉公粮的马车,都是胶皮大车,三套马,辕马的脑门上系着红流苏。赶车人的鞭梢也系上了红缨须,在澄明的天空中甩个响鞭,像是有条红蛇在狂舞。装饰辕马和鞭梢,一方面是对丰年表示喜悦,另一方面则是图个吉利。粮库收粮食,不是来者必收,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才行。所以对交公粮的人来说,能把自家麻袋里的粮食倒进粮库的粮仓里,那也是了不得的一个胜利。否则你就只能拉着那些粮食口袋打道回府。交不成公粮,只有一个原因,水分大。水分大的粮食不但自己容易发霉,而且会传染。粮库不会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所以把粮食拉回去重新晾晒,是许多人的痛苦经历。几万斤粮食,装了麻袋再装车,是一个沉重的浩大工程。

生产队的场院,根本晒不下这样多的粮食。如果再赶上阴雨连绵的天气,那简直是要命的事。逢到这种时候,队里就把粮食分到各家各户晾晒,称好斤两,允许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缩水。这个时候,一般都是数伏的天气。我家的土炕上就晾晒过两三寸厚的麦子,白天把炕席扯下,麦子甚至在炕上冒热气。晚上睡觉,再把炕席铺上去,人躺在上面,就像躺在水里一样,是流动的。家里再缺粮食,都不会看着这些粮食眼馋,因为这是公粮,要交给国家的。母亲甚至把猫关在屋里,谨防老鼠趁主人不在来偷粮食。每天中午,我都要把粮食翻一遍,再抚平。这是母亲交给我的任务。我用两只脚从炕头趟到炕脚,脚被摩擦得火烧火燎。初到我家来时,那些麦子各个虚头胖脑,过了十天半月,它们就瘦下去了,成了种子时的模样。

粮库也改进了很多措施,方便前来交公粮的人。对不符合交征条件的粮食,不再强迫他们拉回去,而是在粮库内部的院子里提供地方,让各个生产队派人来晾晒。

贫下中农

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乡村词语,它的重要性,对所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,都无须赘言。该词语流行的起点是1960年初的四清运动,取代了以往农民和社员的身份认定,营造了阶级斗争的浓重氛围。贫下中农的概念中,含有两种成分,贫农和下中农,不包含中农和上中农。

我第一次填表格,大概只是小学一二年级。填写家庭出身一栏,我特意跑回家去问父亲。父亲当时正在园子里翻地,听了我的问话,想了想,说按照我家当时的条件,应该是雇农。父亲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,我家现在定的贫农不太准。可在填表格的时候,我私自一闪念,在出身一栏填了雇农,并洋洋自得地到处宣告自己的雇农成分,直到被人戳穿。现在想一想,我那么小怎么就觉得雇农比贫农更值得炫耀呢。

我的同学小福子出身富裕中农,她填表格的时候用手捂着,觉得能把富裕中农几个字捂在手心里,可以秘不示人。转眼都过去三十多年了,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起,表格上再也没有家庭出身一栏了,我对这点很淡然,毕竟填不填与自己的干系并不大,可对小福子就大不一样了。

(摘自《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6月版,定价:22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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